新书《她们》出版两个多月后，作家阎连科从北京回到河南嵩县老家待了个把礼拜。回京之前的8月16日下午，他做客“松社我来讲”，在《她们》全国首发读者见面会上，与家乡媒体、读者聊起了这本书的创作故事。

记者：从《我与父辈》到《她们》的写作，一等就是十年，您在序言中提到“忽然有一天，我觉得我可以写作《她们》，也就动笔很快写了这本书。”请问是什么念头，促使您在十年后突然有了书写女性的强烈愿望，可以简单谈谈《她们》的创作过程吗？

阎连科：在2009年《我与父辈》出版后，口碑和市场都超出原有的预感，于是做出版的朋友提出希望趁热就高，再写一本我家族女性的系列散文作为《我与父辈》的姊妹篇推向市场。之所以没有写，是我不想用认识父辈那样的目光去认识我家族中的女性。另一方面，《我与父辈》那样的书，除了写作中的情感痛苦外，就文本来说，没有写作的难度，没有文本的探求和创造，所以就没有写它。

没有去写，但一直没有忘记。

我的写作习惯是，每写完一部长篇小说，接着写一本散文、讲稿或别的东西，来作为两部长篇之间的调整。2019年初，新的长篇小说《心经》完稿了，再写点什么作为两部长篇之间的调整这个问题来了，当然，这时我家族女性长篇散文的念头就又到来了。而恰在这时，我再香港的科技大学，每天傍晚都会和科大的刘剑梅到海边散步，刘剑梅是典型的女性主义者。就是这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写这本《她们》了。

强调一点，《她们》不是女性主义的一本书，她是一本从“女性”视角去写作“她们”的一本家族散文。

记者：您身为男性作家书写“她们”，在创作时会遇到哪些挑战？

阎连科：没有什么挑战。我知道我是写散文，而不是写“女性主义”，此前，我几乎没有读过什么女性主义的著作，这主要就从刘剑梅那儿借到了七八本关于女性主义的各种书籍，有的细读，有的了解。这种阅读和了解，除了弥补自己对女性主义的一无所知，就是如何在写作中磨去、割除“男性主义”或”男权意识”，让自己对女性有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尊重就是一切，有了这份尊重，这本书就写起来没有难度了。

如果说难，就是我身体不好，一天只能写作到三个小时，就这样坚持十天半月，也要休息几天。今天对于我，写作最大的难度就是真的“力不从心”了。

记者：《她们》这本书是非虚构甚至是自传体小说。书中写了您整个家族的女性人生故事。您能谈谈，原生家庭对一个作家写作的影响吗？

阎连科：千万不要把《她们》理解为自传小说，甚至也不要理解为“非虚构”写作。我认为，非虚构写作应该更偏重与人类和社会的重大问题和历史事件，但散文可以更偏重个人情感化和内心化。一句话，散文可以更多的是面对个人的世界，非虚构更多的是面对他人的世界。

总之，《她们》我是当作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去写的，如果当下一定把它归为“非虚构”，也不是不可，也自有他的理由。另一点，原生家庭对一个家庭对一个作家写作有什么影响，我想，什么样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