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瘟疫的发生往往导致了世间的巨变，换句话说，也许时代的变迁也会以瘟疫这种方式来进行。人们在灾难中感到恐怖、无奈、无助，一般不会去思考为什么自己会碰到这样的灾难。然而大疫中却总是有人身处其中，却不被感染；也有人因为自己的家人朋友全死了，想染上疫病随之而去，却偏偏死不了。时代的变迁并不是个人所能左右的，但其中的个人如果能深刻反思，重新对自己的生命有个新的认识，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下面几个事例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辛公义安坐瘟疫病人中间处理事务
辛公义（《隋书·循吏传》）是北周、隋朝时期陇西郡狄道县（今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人，以勤苦著称，并在武帝时被招入学校接受道义。后来他跟随军队攻打陈，凭着功劳被授予岷州刺史官职。
岷州当地有个风俗，就是害怕疾病。假如一个人患病，就全家人躲避他，连父子之间、夫妻之间都互相不看护照料，忠孝仁义之道全都不存在了，因此患病的人大多死了。辛公义面对这种情况感到忧心，想改变这个习俗。于是派遣各地官员巡行视察各自的管辖地，凡是患病的人，都连床一起抬来，把他们安置在处理事务的大厅里。夏天流行瘟疫时，病人有时候到几百人，厅堂及走廊都放满了病人。辛公义亲自摆放一床榻，独自坐在他们中间，夜以继日的面对病人处理政务，所得的俸禄，他全部用来买药，并为病人请来医生治疗，还亲自劝他们进食。等病人全好了，辛公义才把他们的亲人叫来，并告诉他们说：“死生由命，并不会因为和病人在一起就有危险。以前你们抛弃了他们，他们就死了。现在我把病人都集中起来，并坐卧在他们中间，假如说互相传染了，哪能不死，病人都恢复健康了！你们不要再相信这个习俗。”
那些病人家里的儿孙们都十分惭愧地拜谢离开。后来遇到有人患病，其他人就争相到病人那里去照顾，病人家里没有亲人，其他人就会把病人收留在家里照顾供养。大家开始相互关怀慈爱，于是这种风俗除掉了。
晋朝明穆皇后庾文君的伯父庾衮（《晋书·孝友传》），年轻时就以勤俭、好学、孝亲而闻名。晋武帝司马炎咸宁年间（275年—280年），西晋爆发大瘟疫。在这场瘟疫中，庾衮的两个哥哥不幸染病身亡，另一个哥哥也染上瘟疫。
疫病严重，瘟气正盛。庾衮的父母想带着他和弟弟们到外地躲避瘟疫，唯独庾衮不肯走，几个亲人强行拉他，他就说：“我生性不怕病。”其后庾衮就悉心照料兄长，昼夜不眠。有时他还抚着兄长的棺柩，哀恸流涕。就这样百多天后，瘟疫渐渐平息了，他的家人才返回，却看到庾衮安然无恙，他的兄长也康复了，父老都感叹道：“这人真不一样，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寒冬之后，才知松柏的坚贞。”这时众人才开始怀疑，瘟疫并不是传染给所有人。
西方大瘟疫中的奇异现象
公元541–542 年，查士丁尼瘟疫（Plague of Justinian）首次在东罗马帝国爆发，在随后两个世纪的多次流行中导致了2500万到5000万人死亡。
在六世纪东罗马帝国时期亲历过查士丁尼瘟疫的后罗马教会历史学家埃瓦格里乌斯（Evagrius），在他写的《教会史》（ Ecclesiastical History）中却记述了这样的情形：
“一些人虽然与被感染者住在一起，或者与死者有过接触，却根本没有被感染；一些人由于失去了所有的孩子和朋友，非常渴望死去，让他们自己尽最大可能与死者接触，可是却不会被感染，好像瘟疫奋力与他们的愿望作对。”
现代科学难以解释的现象，总会被妄自尊大的现代人找出各种理由去自圆其说。
古人认为每一件事物都有神主管，瘟疫也是一样。瘟神是中国古代民间信奉的司瘟疫之神，根据一年四季不同，各有所值：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仕季，总管中瘟史文业。
而每一件事的发生都有其背后的原因。瘟神行疫的原因，南宋天心派道士路时中在《斩瘟断疫品》中这样论述，略云：“但今末世，时代浇薄，人心破坏，五情乱杂”。故“东方青瘟鬼刘元达，木之精，领万鬼行恶风之病；南方赤瘟鬼张元伯，火之精，领万鬼行热毒之病；西方白瘟鬼赵公明，金之精，领万鬼行注气之病；北方黑瘟鬼钟士季，水之精，领万鬼行恶毒之病；中央黄瘟鬼史文业，土之精，领万鬼行恶疮痈肿”。
而瘟神上哪家的门，也不是盲目的。《太上感应篇例证语译卷二》中讲述了下面这个故事。
宋朝缙云还是平民时，元旦那天起得早，出门就遇见大鬼好几批，形象很狰狞。缙云喝叱他们，并问他们去干什么。他们回答说：“我们都是疫鬼，年初要到人间去散布瘟疫。”缙云问：“我家也有吗？”鬼说：“没有。”缙云问：“我家为什么能例外呢？”鬼说：“你家三代人都积德，看见别人有恶劣的事就制止，看见别人有善良之举就表彰。你家子孙都要光显门庭，我们哪里敢到你家来呢？”说完就不见了。那一年，瘟疫流行，只有缙云一家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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